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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亚非:“一带一路”是解决全球化难题的中国方案
发布时间: 2017年12月27日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一带一路网  编辑:政策法规处

 

党的十九大报告专门就“一带一路”作出论述,一是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二是定位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充分反映了“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相辅相成的双重意义。

“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进入国际秩序的转换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时代三部曲正在奏响“强起来”的第三乐章。

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习近平新时代是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公平方向发展的新时代。“一带一路”凸现了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国际关系观、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世界秩序观,是实实在在的解决全球化难题的中国方案。

就世界格局而言,基辛格说,当今的国际体系正在经历四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说的是1648年欧洲结束30年战争、缔结《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世界岛”或者“中心—边缘”世界格局的终结,地缘政治进入新时期。换言之,“美国世纪”已经终结,世界进入“后美国时期”。

新时代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错综复杂,各种周期性矛盾集中爆发,世界正在经历时代性变迁的巨大变化和“阵痛”,机遇空前、挑战严峻。这就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其有以下三大特点。

一是美国作为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者,认为全球化偏离了“美国化”轨道,不愿继续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开始修改或重新制定国际规则。现在西方经常指责中国是国际规则的“修正主义者”,其实美国才是真正的“修正国家”,已成为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最大变数。

特朗普政府以“美国第一”为由,决定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启北美自贸区协定以及与中国、韩国、欧盟国家的多双边贸易安排,力争为美国获取尽可能多的短期利益,对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构成严峻挑战。“美国第一”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则是国家利己主义,将使全球治理“碎片化”更加严重。

二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其制度内在的资本与劳动矛盾,或者说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失衡问题,由于西方长期过于依赖市场作用,政府无所作为,致使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民粹主义兴起,造成社会分裂、政治极端化严重,已经影响其政治生态,引发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与此同时也对全球化产生巨大冲击,“逆全球化”力量上升。

事实证明,发达国家资本收益率数十年一直高于GDP增长率。资本是全球化最大获益者,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全球化利益和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向少数人和利益集团集中,造成发达国家社会不公现象严重,成为“逆全球化”的主要推手。而世界经济增长动能减弱、金融风险积聚、经济结构性调整压力增大,使各国对经济发展前景普遍感到担忧。

三是地缘政治更趋复杂敏感给大国关系和世界格局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美俄对抗有增无减,关于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说不绝于耳,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世界既不安宁也不安全。

大国关系紧张与地缘政治矛盾相互作用,可能进入恶性循环,既影响世界和平,也阻碍经济发展。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世界面临文明冲突还是文明融合的困惑。当今世界许多问题和冲突从根源上看,都与缺乏文明对话和交流有关。

美国主导的西方文明一直有着强烈的“优越感”,认为其文明最优秀,政治制度也最好,并把文明和政治制度分成三六九等,极力推广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及其政治制度,抹黑其他文明及其政治制度,并把各种冲突都归咎于“文明冲突”。1993年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就是其重要理论基础,而米尔海默斯教授2014年新版《大国政治的悲剧》则进一步拓展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离岸平衡”的战略来对付新兴大国的崛起。

面对这些严峻挑战,当今国际社会应对挑战的指导思想、思维方式和机制模式都显不足,全球治理也因此出现混乱和“无序”。许多专家把这些难题以及国际社会应对乏力比喻为“灰犀牛”现象。“灰犀牛”也好,“黑天鹅”也罢,问题出在应对挑战的思想匮乏、机制欠缺、模式落后。

中国国内治理的成功、经济腾飞的奇迹和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使世界目光自然而然转向中国,特别是十九大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希望从中汲取营养,产生全球治理的新思想、新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以后要变成一个强国,各方面都要强。”毫无疑义,“各方面”自然包括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面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强烈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顺应历史潮流,通过G20、联合国、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等各种平台,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思想、中国方案,为解决全球化难题给出了思路清晰、方案到位的“答案”。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一带一路”,这一中国方案的贡献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表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体现了中国新的大国观和强国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以“共商、共建、共享”精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代中国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思想结晶,深刻揭示了中国新的大国观和强国之路。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搞侵略、不称霸,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一律平等,全球治理应该由各国共同参与、协商合作。

第二,“一带一路”代表的中国方案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和而不同”“天人合一”。我们生活在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地球村,通过“一带一路”来建设“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的必然,体现了中国的“天下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人类发展的大思路,“一带一路”则是国际合作新模式、新平台。

中国倡导的国际合作将完全摆脱过去西方以意识形态或者经济水平划线的模式。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印度人,我们都是“地球人”,都是人类和世界的一部分。

中国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立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结伴不结盟、合作不对抗,反对“你输我赢或我输你赢”的“赢者通吃”丛林规则。“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路”与“道”的关系。

今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出的“丝路精神”,已经成为一面国际新型合作的旗帜。现在,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新思想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扎根于中国外交实践,也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联合国及其安理会都对中国的新思想、新方案予以肯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G20、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机制,也都高度评价和支持中国的新思想、新方案,认为这是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开始提供世界亟须的“全球公共产品”。

第三,习近平新时代与全球化新时代同步,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带一路”,对帮助全球化战胜“逆全球化”,对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具有世界性指导意义。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包括全球治理体系的维护者、建设者、改革者。改革不是另起炉灶,是积极推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改革向更加普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让广大老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中国国内治理的目标如此,对全球治理也会这么做。中国到2020年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彻底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方向一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新时代中国外交强劲有利,将更加积极进取,“达而兼济天下”,自觉践行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国际责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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